王晓笛 | 人性与现代性的阴影：为什么美国以无知为荣？——读尼科尔斯的《专家之死》
专题
冷眼
反智主义在美国称得上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国民文化。半个世纪前，霍夫施塔特就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书中详尽探讨了美国反智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霍氏认为美国反智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的新教文化，那些从旧大陆来到新大陆的新教徒们，坚持宗教属于情感领域的观点，不仅以较为低俗的语言来传教，还贬低那些具有抽象思想和批判精神的牧师。[3]55-80除了霍氏的历史文化视角，李普赛特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认为美国社会之所以会有反知识分子倾向，一部分是因为美国不是传统贵族式统治，美国权贵倾向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以此确立了美国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另一部分则是因为美国选举政治的长期运作，让美国人习惯了对上位者表达不满。[4]316尼氏的分析视角侧重在社会心理，虽然在书中他指出了导致美国反智主义盛行现代性原因，但他同时强调这些并非反智主义的必要条件。就最一般化的角度讲，反智主义的真正源头在于人们某些无法避免的社交心理状态。
首先，“达克效应”是屡见不鲜的基本人性弱点。人们在面对他者时很难承认自己无知，且越是无知就越欠缺对自己正确评估的能力，也就容易出现高估自己、轻视他人的情况。在缺乏自知之明的情况下，专业领域的讨论极有可能演变为毫无逻辑和无意义的争吵，很多外行对自己的强词夺理全然不知，即便有所觉察也要试图去掩饰所暴露出来的无知。
其次，人们难以避免“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现象。[5]当人们在主观上认定某种观点时，便倾向寻找能够支持和强化这一观点的信息，同时忽略与之相悖的信息，即便是在与专家的互动中也很难摆脱既有的成见。尼氏认为确认偏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个体在陷入悲伤和困顿时会出现认知失调，需要合理的解释以摆脱心态上出现的焦虑和不快。专家其实也会困扰于确认偏误，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研究成果往往要先经过同行审议。然而在学术界之外的争论则很难找到外部评审，人们会因为确认偏误而彼此争执得筋疲力尽。多数情况下这些争论的论据和原理不可证伪，比如，偏方、迷信与传说等。在这些模棱两可的论据中，最极端的莫过于耳熟能详的阴谋论。尼氏感叹阴谋论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日常，人们会相信奥巴马是出生于非洲的穆斯林，小布什策划了“9·11事件”，从军机喷射口中喷出控制心灵的化学物质等奇谈怪论。阴谋论的论述体系相较偏方、迷信和传说更为复杂，任何对阴谋论的反驳都有可能触发新的阴谋论。其始作俑者虽然会操作一切既存证据来丰富阴谋论的解释，但在他们看来不可证伪反而是更有力的证明。阴谋论之巨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既满足了人们的英雄主义幻想，又以非逻辑性的叙述对某样问题给出了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
再次，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并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很多人会将刻板印象视作一种概括，但尼氏指出这两者其实有本质上的区别。概括是一种科学行为，是基于概率、事实的陈述，可以被测量和验证。概括虽然可以引导人们提出因果假设，创造出可以被用于解释的理论或法则，但不能被用于解释。相对而言，刻板印象则是一种先验性的偏见，对事实检验的结果往往无动于衷。其作用只是通过特例的形式来做出整体性解释，这也是种族歧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人们会不遗余力地寻求公平感。一份调查发现多数人在被问到哪怕是凭空捏造的专业名词时，也会表示自己对这些词再熟悉不过。[6]45-46尼氏认为人们有被集体接纳的需要，不想因为无知而被他者疏离，这反映了人心深处的社交不安全感。人们不断希望自己的声音能被社会平等视之，即便他们知道彼此可能存在能力上的差距，无法像专家那样在专业问题上给出适当的解释和建议。质言之，对普罗大众来说，与专家之间的抬杠可能并不是真的要进行专业对话，而只是一种社会融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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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水平线上升：反智主义的现代性
虽然反智主义的出现有其人性上的必然，但仅有心理动机并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反智主义在过去并不是一种社会常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彼时的公众没有能力和平台向专家发起实质性的挑战，但这种情况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了改变。加塞特在一百年前就指出，公共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就是“历史水平线”的上升。那些原本由精英独享的文明成果正被大众所分享，精英和大众在各方面出现了平均化的现象，大众也具备了挑战精英的能力。[7]13-20一些现代性条件和机制正在使社会权力结构变得扁平化，反智主义因而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尼氏认为高等教育、互联网以及大众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在除去专业壁垒的同时却没有让专家和公众之间变得互相理解，反而点燃及助长了反智主义浪潮。
（1）高等教育的商品化
教育的初衷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确认偏误”，并树立终身学习的精神，进而成为有品质、有理性的公民。一般认为提高教育水平是增强专家和公众关系的重要途径，但尼氏却发现正因为接受了教育才让人们有了挑战专家的勇气。虽然美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学生却没有变得更尊重专业知识。不仅在教学过程中无视老师的权威性，甚至会在对某个领域初窥门径后，产生自己可以比肩学者和专家的错觉。在美国，文化水平低的小镇并不存在儿童疫苗项目参与率低的问题，反而是受过更多教育的家长抵制疫苗的概率更高。因为他们认为专家对疫苗的作用夸大其词。[6]21也正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导致了近年来美国各种流行性疾病的复现。
尼氏认为教育功能下降的主因是美国大学为了争夺学费而营造的“顾客至上”氛围。在这种氛围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力地位互换，教学以学生的好恶为价值导向，变成了一种商业性的服务体验，然而体验过“美好”大学生活的毕业生却往往不具备专业要求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一方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识别不出专业知识，无法与专家及其他职业人士进行有效的沟通。另一方面，他们没有被培养出关键性的批判性思维，缺乏冷静评估新信息和对立思想的能力。现如今，美国大学正因为学校权威的缺失而变得泛政治化，学生会将自己的好恶视作政治正确，即便是顶级大学也未能幸免。2015年耶鲁大学一位舍监的妻子遭到学生的霸凌，原因是她呼吁少数族裔应该尊重万圣节的着装传统，或至少选择无视。然而事件的结果却是耶鲁大学向学生道歉，舍监和他的妻子则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无独有偶，在耶鲁大学事件的一个月后，密苏里大学因为清理学生用粪便涂抹出的纳粹党徽，而激起了学生的罢课及示威。为了不影响学校的入学申请和社会捐助，与学生产生冲突的教师和工作人员遭到了校方的辞退。[6]101-102当时《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以担忧的口吻评价道，美国未来的精英正在内化的价值观不是言论自由而是十足的褊狭。[8]
（2）互联网营造的虚假平等
互联网对人们的影响似乎正验证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即不同的媒介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认知。[9]12-13尼氏认为由于网络世界的管制薄弱和无限自由，虚拟公共空间中的信息注定良莠不齐，这对个体的信息检索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互联网在便捷获取知识的同时，又悄然削弱了人们筛选以及分析信息的能力。一方面人们很少认真浏览庞杂的内容，在理解上也是似懂非懂，另一方面上网的动机在很大程度是为了验证固有认知而不是更新和纠正。面对唾手可得的海量信息和更便捷的互动模式，人们更乐于寻找自己所认可的内容，并与三观一致之人聚集在一起，在网络世界中组建起无数个封闭的“回音室（echo chamber）”。[10]由于互联网的远程性和匿名性，不同观点之间的理性交流更加难以实现，更多是对彼此的武断认知和谩骂。
尼氏认为网络营造了一种完全平等的虚假环境。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参与任何议题讨论，从而产生彼此能力相当的错觉。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人日常新闻和资讯的主要来源，在一些人看来专家只不过是万千账号中的一个，其意见在感官上不仅变得无足轻重，也并非不可被集体智慧所挑战。尼氏承认在某些时候网络的确会成就集体智慧的胜利。在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有新闻披露了一份20世纪70年代初的文件，声称小布什有逃避兵役的记录。但是在网民们的多方查证后，发现这份旧文档的书写痕迹和微软文稿编辑相似，从而认定为造假，发布这则新闻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得不将其撤回。[6]123但尼氏也指出这种“无限猴子”的故事只会是个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外行做专业多凭兴趣，难以持续。可以自由编辑的维基百科就是网络集体智慧的典型代表，但在采取了严格审查制度后，用户积极性反而受到了打击。此外开放式的编写也易带来“词条偏颇”的问题，导致简单且低俗的议题大行于世，专业且复杂的议题却无人问津的情况。严谨地讲，知识并不是简单的拼装，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集体智慧在提供基本资讯方面有其价值，但在更为复杂的专业性问题上则贡献有限。
（3）传媒业的市场化
互联网问题的根因可以用“信息过载”来一言概之，传媒业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尼氏认为在现代传媒技术的推动下，大量新闻资讯充斥于公共空间，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读者的“买方市场”。和上网一样，多数人在看电视、听广播时也是在寻找符合自身立场的资讯，而对那些不符合其观点的信息嗤之以鼻，传媒业看上去更像是使人精神愉悦的娱乐业。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媒体公司在加大信息投放的同时，也被迫做出市场区分的策略，开始为特定用户量身定做新闻资讯，哪怕内容低俗、浅薄甚至带来偏见和非议，也会尽可能投其所好。媒体本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教育功能，向公众传递真相和新知，但这个功能在过度市场化中不断被削弱，媒体自身也不断在娱乐化。在劣质信息中的公众，久而久之生出没来由的自信和强烈的怀疑感，而这种思维习惯也让试图向公众传递专业知识的专家无所适从。
与此同时，记者的专业技能也越发薄弱。在尼氏看来，记者是新闻采写和传播的权威人士，专家只是为某个议题提供专业观点，是协助记者的辅助性角色。但是在资讯爆炸的年代，记者只能被动去关注新闻的时效性，因而在内容上很难做到足够真实和准确。而为了应付庞大资讯带来的人力缺口，美国记者的准入门槛也变得越来越低，很多记者虽然在大学里接受了正规的新闻教育，但却不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校园中均质化的培养方式并不能保证毕业生能迅速适应职业生活。记者专业技能下降的后果是无法准确理解专家所要传达的观点，也便无法真知灼见地写出有价值的新闻，这其实在专家和公众之间进一步竖起了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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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主义与美国政治
反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日常已然深刻影响了当代美国政治运作。福山基于对欧美近年民粹运动的观察指出，当今世界已经处在一个以身份认知为导向的政治关系时代。人们对尊严的渴望超过一般的物质利益，不仅会以自己的特殊性为荣，还会以平等和公正的名义强迫主流社会认可和接纳。[11]尼氏在书中持有和福山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政治信仰本质上是一种顽固的确认偏误，因为政治信仰植根于自我印象和身份认同，否定这些就是在怀疑自身价值。美国政治思想的源头假定了普通人的全知全能，但如今的美国人却分不清形式与实质的差别。特朗普之所以成功当选的奥秘，就在于其反专家的个人特质一方面迎合了公众对专家的不屑，另一方面满足了公众对自我能力的肯定。
从某种程度上讲，专家不再垄断知识权力是一种政治进步的体现，但正如尼氏所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求绝对平等的主张正变得不绝于耳，这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由于涉及了价值观念的对立与冲突，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争吵往往甚于自然科学领域，但从原则上讲这并不背离民主奉行多元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理想状态下，解决公共议题分歧的最佳办法就是在民主精神下开展对话，鼓励专家和公众共同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然而这种政治共生关系在当代美国已然出现了崩塌。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决策者是“必要之恶”的代理人，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公众往往会不加区分地将专家和决策者视作统一的敌人，可是专家并不决定公共政策的最终走向，公众其实是将对决策者的不满转移到了专家身上。
不可否认专家也会失误，并且会带来比普通人失误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成为很多人排斥专家的理由之一。但尼氏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专家失误的偶然性。就某一专业领域而言，专家掌握普通人不具备的知识量和思维方法，相对普通人而言失误的概率其实会更低。但不能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要求专家无所不知，专家的观点只是相对权威和准确，还需要公众自身理性的配合。有些专家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沽名钓誉，这种故意犯错的行为也的确会破坏与公众之间的信任，但更多情况下专家失误是由于专业体系的认知天花板造成的。当失误发生时，多数专家会主动选择检讨和更正自己的过错，长远来看会推动整个专业认知水平的提升。在主权在民的时代，专家应该是公众的天然盟友，其一项基本义务就在于服务公众，以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并参与政治。对专家的非理性排斥，不仅会破坏公众与专家之间的理性对话，甚至还有可能促使专家与政客形成政治同盟，导致专业议题的进一步政治化。
尼氏认为美国政治的专业陨落现象，要归根在美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偏差。民主其实只是一种政治理念，在美国刚好以共和制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而共和制的良性运作依赖社会分工。联邦党人在缔造美国时并没有考虑让公众去解决复杂的公共事务，甚至对公众滥权还有些担忧。当所有的平等都要通过绑架“民主”和“公平”来实现，那么美国政治的未来或是陷入暴民统治，或是走向技术官僚统治。在尼氏看来，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意味着美国走向了专制，对整个民主世界都会是一个沉重打击。尼氏呼吁美国公众要弄清实质平等和形式平等之间的区别，不能将民主误解为任何没有根据的发言都会被尊重。良好的民主运作需要专家和公众的携手参与，这就要求公众要正视自己能力的不足，一方面尊重并接受专家的帮助，另一方面持续学习以提升公民的政治修养。专家也要宽容民主社会中的多元声音，积极承担起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不能一味否定公民政治参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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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篇来看，《专家之死》并不算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论著，更像是一部直抒胸臆的政治评论集，满纸尽是尼氏对美国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写作风格与特色并不妨碍读者正向看待这本书的价值。《专家之死》虽然是一部以反智主义为主题的著作，但尼氏的着重点在探讨当代美国专家和公众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为什么大陆中文版（中信版）要将标题翻译为“专家之死”而不是更符合原意的“专业之死”的原因。若论与以往对反智主义研究的不同之处：首先，尼科尔斯并不觉得反智主义者就一定反科学，在需要专业知识帮助的时候，反智主义者一样会求助专家。美国反智的主要问题是对专家的不尊重，但这种不尊重并不仅是因为诸如阶层差异等结构问题，更多反映的是人际关系中的行为模式；其次，尼科尔斯并不认为造成反智现象是单向的，一些专家自甘堕落也是引起公众反感的原因之一，专家应该严于律己。就时代性而言，《专家之死》算得上是近年关于反智主义较为系统而又通俗易懂的著作，其对美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政治乱象也做了较为中肯的评析。虽然尼氏的论述总体上基于美国经验，但对反智的社会心理动机以及现代性分析，仍然具有一定的普遍解释力。在全球遭到新冠疫情的侵扰之际，尼氏的著作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在疫情之下种种自大、偏见和固执等反智行为的缘由。
不过特朗普现象是不是反智现象值得商榷，也有必要对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关系做一个澄清。由于反智主义可以表现为专家和公众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很多研究难免会将两者做出逻辑上的关联，但实际上这两者并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性的关系。美国学者穆勒认为民粹主义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反精英；二是反多元主义，会以“人民”名义排除异己。[12]2-3而谁是人民，谁是腐败精英，都是民粹主义者根据情境做出的定义。反智主义者虽然也将专家归为精英而心生反感，但并不会行“人民”之名对专家进行政治打击。民粹主义是一种主动性的政治动员，民粹主义者因为被动员而有自己的身份符号（一般是人民），而反智主义者则不会主动对号入座某种身份——那样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无知。反智主义追根究底是人性本能的反应，会出现在多数社会生活情境中，虽然可能会影响政治决策，但终归和政治目的无关。当前特朗普现象反映的则是全球化背景下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社会剥夺感，特氏政治学本质上是右翼民粹主义。在民粹语境下，所谓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对立不过是典型的政治斗争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台湾世代政治态度变动及其对两岸关系综合效应的实证研究”（17BZZ07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台湾和大陆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但标题有所不同，台湾译为《专业之死》，大陆则译为《专家之死》。两种译法其实都有各自的考量，前者符合英文标题原意，后者则反映了作者对专家和公众关系的核心关怀。考虑到大陆地区的通用性，本文采用大陆版标题。
[2]Isaac Asimov, “A Cult of Ignorance”, Newsweek (January, 1980).
[3]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63).
[4][美]李普赛特.政治人[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Confirmation Bias常被译为“确认偏误”，大陆中文版在引文中译为“确认偏误”，在正文中译为“证实性偏见”，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6]Thomas M.Nichols, 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7][西班牙]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刘训练,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8]Conor Friedersdorf , “The New Intolerance of Student Activism”, The Atlantic, November 9, 2015, available at: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5/11/the-new-intolerance-of-student-activism-at-yale/414810/.
[9][美]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或见“同温层效应”。
[11]Francis Fukuyam,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ume 97, Issue 1 (September/October, 2018).
[12]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